从早期零散的报道来看，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白宫会晤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公开表态中可以看出，这次会晤充斥着过分的谄媚之辞。内塔尼亚胡宣布将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当被问及两国方案时，特朗普让这位来自以色列的”伟人”代为回答。双方虽都表示希望加沙停火，但他们的诉求与巴勒斯坦平民的实际需求相去甚远。
这种可悲局面并非新鲜事。随着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局势恶化，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困境的回应始终软弱无力。各国最多只能发表些空洞——有时甚至陈腐——的声明，敦促各方谈判（仿佛还有可谈判的余地），或是宣称支持两国方案（仿佛在当前形势下还有实现的可能），而非果断制止杀戮和占领。
这并不妨碍某些人继续提出”和平计划”，呼吁部署国际维和部队、”改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解除哈马斯武装。但这些提议同样忽视了两个关键现实：以色列迄今拒绝所有方案中的每个要素；以及以方占领已如此根深蒂固，严重扭曲了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现状，使得巴勒斯坦独立之路比《奥斯陆协议》时期复杂得多。
为更好理解现状及应对之策，我的民调公司受托尼·布莱尔研究所委托，在被占领土开展年度调查，评估巴勒斯坦人对现状的态度及未来期望。调查清晰显示，这三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都深陷困境。由于以色列施加的特殊压迫，各地受访者对治理体系、面临威胁及未来期望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这些不容忽视。
二十年来，加沙与其他巴勒斯坦地区割裂，遭以色列经济扼杀。哈马斯先受惩罚后获扶持——以色列政府意图制造巴内部对立。这一策略既已奏效，哈马斯实力随之壮大。
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造成毁灭性影响。我们的调查量化了损失程度：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表示在战争前18个月内被迫转移家人四次以上；多数人失去亲属；70%称房屋完全被毁，大部分人面临食物、饮水、医疗和住所的极度匮乏。
东耶路撒冷长达三十年的封锁，切断了当地巴勒斯坦人与其他被占领土同胞的联系。封锁前，西岸居民常赴耶路撒冷就业谋生；封锁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失去客户与收入来源，被迫融入以色列经济。我们民调显示，10月7日袭击事件后，多数受访者表示经济和政治困境加剧。
西岸经济不安全感也在攀升。由于以色列政策严重阻碍自主经济发展，当地两大就业来源变成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的公职，以及在以色列或定居点的临时工作。战后以色列暂停工作许可，扣留应转交PA的税款，迫使PA削减工资，导致西岸失业率翻三倍，贫困化加剧。
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定居者暴力、强拆、土地侵占、强制驱逐及以军突袭等威胁日趋严重，受访者普遍表示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调查还揭示了巴勒斯坦人对领导层的信任危机。加沙民众不愿与哈马斯扯上关系，西岸居民对PA的作用评价走低。加沙人日益将战争归咎于哈马斯和以色列，75%的西岸受访者对PA在冲突中的整体表现不满。这个曾象征巴勒斯坦未来的机构，如今越来越被视为受以色列羞辱，甚至是占领的帮凶。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当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危机。他们清楚自己的诉求——独立、安全、经济改善与服务提升——却看不到明确的前进道路。
民调显示出令人不安的绝望迹象。当问及未来策略时，西岸和加沙多数受访者只希望恢复10月7日前状态，但要求更高薪酬、更好服务与生活质量。尽管加沙多数及西岸相当比例民众仍支持基于1967年边界的两国方案，但三个地区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鉴于当前政治现实，局势已接近以色列控制全境巴勒斯坦人的”一国现实”。
我们三年民调的核心结论是：以色列制造的独特困境，极大增加了破局难度。当前国际社会的努力聚焦于巴勒斯坦人该做什么。但真正的和平威胁是以色列政府——他们拒绝所有要求停止袭击加沙、撤军、让PA在加沙发挥作用、将巴勒斯坦独立或主权提上议程的提议。
必须解决这种顽固立场。美欧和阿拉伯国家不应将改革重担全压给巴勒斯坦人，而应采取具体措施迫使以色列结束占领，在国际托管下向被占领土派驻维和部队，并长期协助巴勒斯坦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代表政府——这些举措都获得巴勒斯坦多数或相当比例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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