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战争的硝烟散去，留下的往往不只是断壁残垣，还有深藏于幸存者灵魂深处的创伤。近期，一批从加沙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开始打破沉默，他们讲述的遭遇撕开了冲突中最黑暗的一角：系统性、有组织的性暴力与人格摧残，不仅针对女性，也残酷地施加于男性身上。这些证词详细到令人窒息——赤裸囚禁、强迫性羞辱、以死亡威胁的性侵犯……然而，这些用血泪凝成的控诉，却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版面上悄然沉没。当意识形态的滤镜遮蔽了人性的呐喊，当政治正确的沉默压过了对暴行的追问，我们是否正在默许一种新的“不可言说”？以下是幸存者的真实叙述，它们不仅关乎个体的伤痛，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极端主义如何将性暴力武器化，用以摧毁人的尊严与意志。请倾听这些从地狱归来的声音，因为沉默，有时即是共谋。
最近从加沙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开始发声，新的揭露显示，部分人质曾遭受性侵犯和人格贬损，其中甚至包括男性人质。他们描述了自己被剥光衣服、强行触摸、性侵犯，并在枪口威胁下的经历。他们所承受的暴行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本应在英国——尤其是BBC——引发持续的头版关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些证词在最近几周逐渐浮出水面。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在诺瓦音乐节为遇害女性收尸时被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掳走，他描述自己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数日。“他们扒光了我所有衣物，包括内裤。一切都不剩。他们把我捆起来……而我全身赤裸。我支离破碎，饥饿不堪，一丝不挂。我对上帝说：快带我离开这里吧。”他的囚禁持续了738天。“这是性暴力，其主要目的是羞辱我，”他说，“目标就是碾碎我的尊严。而他确实做到了。”
22岁的盖伊·吉尔博亚·达拉勒在诺瓦音乐节躲避枪击后，与一位朋友一同被哈马斯绑架。他被捆绑、蒙眼、殴打，随后被带进警卫室。“我被蒙着眼睛坐在椅子上，”他回忆道，那个施虐成性的折磨者问他：“很久没见姑娘了吧？想看片吗？想和我一起拍片吗？……他抚摸我全身……亲吻我的脖子和后背。”枪口抵着他的头，刀刃架在他的喉咙。“他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他就杀了我。”几天后，同一名警卫再次侵犯了他。“他扯下我的裤子……站在我身后，用生殖器摩擦我的肛门数分钟。”盖伊僵立不动。“我害怕这会变成常态，一次比一次更糟——更暴力，更侵入。”
以色列现已确认，约半数获释人质报告了某种形式的性虐待。手段包括强迫裸露、性化折磨、胁迫性触摸以及强奸威胁。女性和男性均成为目标。这些虐待的全貌直到最近才开始显露。
虐待并未止于罗姆和盖伊。另一名人质奥默·温克特被强迫四肢着地，像狗一样吠叫，警卫则踢打他，并将盖伊摔到他背上。被剥光的罗姆描述自己无法动弹，遭受鞭打，头部被石块紧紧捆绑，以致“血液几乎无法流入大脑……我从未经历过这种痛苦。”他后来还被铁棍殴打、反复拳击，并在束缚中遭鞭打。一天夜里，他摔破杯子划伤自己的头，试图结束痛苦。“我流了很多血……我想让血流不止，直到我倒下。”这种自残，这种通过伤害寻求解脱的渴望，恰恰说明了折磨有多么彻底。
以色列国防军观察员奥莉·梅吉迪什在遭绑架三周后获救，但一年半后才更详细地讲述了她被囚期间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经历。“我感觉那个头目，那个负责人，看我的眼神不像正常人，”她说，“我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但这反而让他觉得可以问性方面的问题。他开始靠近并触摸我；我告诉他我不愿意。我无法像应该做的那样反抗他。”获释后，她谈到了心理创伤。“过了很久我才告诉男友……总会有‘如果我当时这样或那样做’的念头，天知道如果我在那间公寓多待一会儿会发生什么。”
2023年关于性暴力的最初报道，主要且恰当地聚焦于从卡法尔阿扎被绑架的以色列律师阿米特·索萨纳的案例。她的证词描述了自己脚踝被锁链束缚在不自然的姿势，反复遭殴打，并在枪口威胁下遭受性侵犯。一些英国媒体严肃报道了她的案件。联合国2024年3月的报告也指出，发现哈马斯实施强奸和性虐待的“明确且令人信服的信息”。
但近期的证词，尤其是涉及男性受害者的部分，却几乎未得到关注。英国媒体对加沙的报道并不少。然而，像盖伊和罗姆这样清晰、详细、令人深感不安的人质叙述，大多仅限于简短报道或被完全忽略。最直接的报道仍来自以色列和美国媒体。
这不仅是新闻判断的失误，更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不愿面对——不愿直面这类暴力背后的意识形态结构。
性侵犯（包括针对男性的行为）并非圣战恐怖主义的意外副产品。它被蓄意使用，一遍又一遍，跨越不同组织和数十年，作为一种控制、惩罚和摧毁尊严的手段。伊斯兰国通过制度化的奴隶体系绑架、强奸并交易雅兹迪妇女，并在神学小册子中将其合理化。武装人员被教导，奴役非穆斯林妇女是宗教义务和军事奖赏。该组织的宣传将纳妾等同于虔诚。性暴力未被隐藏，而是被公开宣扬。
伊斯兰国监狱中男性的遭遇遵循同样的逻辑。拘留者被剥光衣服，遭物体插入，被迫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在审讯期间遭受性侵犯。警卫声称这不是为了取乐，而是为了支配和摧毁。他们称之为惩罚。虽然伊斯兰教禁止同性行为，但施暴者干脆宣称他们的行为不是性行为。这种言辞转换使他们得以逍遥法外。塔利班、伊拉克基地组织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武装组织都遵循类似模式。男性对男性的性暴力成为一种武器：通过重新定义在内部合法化，系统性地用于粉碎抵抗。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并无不同。细节正在浮现。警卫剥光男性并让他们暴露。其他人则在被蒙眼时遭受猥亵和性侵犯。
在加沙的囚禁是一场残酷的剧场。有些人一次被蒙眼数周，陷入完全的感觉黑暗，以至于他们担心视力受损。“他们用厚布蒙住我的眼睛。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害怕这会损伤我的眼睛，”罗姆说。后来他们连他的耳朵也堵住。“看不见也听不见，我内心的某些东西破碎了。”他被剥夺睡眠、食物，甚至小便的能力。被怀疑是士兵的阿米特·索萨纳被棍子吊起“像烤架上的鸡”，并遭脚底殴打。因饥饿而虚弱的盖伊谈到站立时晕厥。“一动就痛，站起来就头晕……这就像慢慢死去。”一人被告知为自己挖坟墓。另一人被罚跪数小时，直到双腿肿胀。浮现出的不仅是酷刑记录，更是一个蓄意的心理崩溃体系。
提供这些证词的男性和女性，以难以形容的清晰和勇气发声。那种常使性虐待受害者沉默的羞耻感，未能让他们噤声。他们选择说出来，作证。他们不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定义自己。他们被贬损、折磨，被剥夺一切保护，却依然站出来说：这就是发生的事。在以色列，他们现在被视为一种道德先锋——不仅是自身痛苦的见证者，也是敌人真实面目的见证者。他们曾身处加沙内部。他们知道落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手中意味着什么。他们从内部看到了“巴勒斯坦”。他们回来告诉世界。
他们的声音如今响彻以色列公共领域。现在是时候让外界也认真倾听这些声音了。他们的叙述不是将军或政客那种受意识形态或野心塑造的故事。他们是那些承受了非人所受之苦者的赤裸、鲜活的报告。相比之下，那些眼含泪光的BBC记者多愁善感的报道，或校园活动人士戴着头巾和口罩、孔雀开屏般的肤浅口号，都显得轻如鸿毛。人质们以另一种权威发声，这种权威由鲜血、沉默和难以想象的苦难换来。他们告诉我们一些本质的东西。不知何故，他们从内心找到了勇气，告诉我们敌人究竟是什么样子。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