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尘封的时光里，总有一些物件能撬动记忆的闸门。一本泛黄的剪贴簿，不仅承载着家族血脉的温情，更折射出战争年代普通人的坚韧与创伤。当祖辈用钢笔与浆糊记录硝烟中的日常，那些关于警报、废墟与沉默的碎片，早已在纸页间凝结成比史书更鲜活的证言。本文作者通过外祖父的战争剪贴簿，窥见了一代人在宏大叙事下的真实挣扎——他们如何在破碎中维持秩序，又如何带着看不见的伤痕重返生活。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振，恰如我们在经历集体创伤后的共同诘问：当风暴过去，所谓的“如常”是否只是温柔的幻觉？以下译文将带您走进这段私人史，感受历史褶皱中未曾冷却的温度。
它一直藏在我老家书架的角落里：一本破旧的黑色笔记本，足有四英寸厚。当我抽出它时，书页自然摊开，露出褪色的手写字迹和泛黄的报纸碎片。我竟偶然撞见了这件被遗忘已久的家族纪念品。
我心跳加速，开始阅读祖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与母亲一同细读这些页面时，他的往事如电影般鲜活重现。有些片段母亲自己仍记得——战争时期她还是个婴儿，祖父的沉思唤醒了她的记忆。
我们知道这非常特别：这是一段我们珍视的历史。这本非凡的家庭剪贴簿最终激发了我创作第25部小说的灵感。祖父以“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智慧，使用了祖母在受训成为护士时用的旧笔记簿。在祖母用钢笔认真书写的关于咽、喉、主动脉与动脉的大量笔记上方，他贴上了感兴趣的新闻，并用他那醒目的铜版字体加以批注。
他将剪贴簿命名为《战争、体育与家庭剪报》，捕捉任何吸引他眼球的内容。休伯特·斯塔拉布拉斯是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中的老二，他们在赫特福德长大，家里经营着一家有名的肉铺。父亲去世后，休伯特和哥哥辍学帮助娇小却坚强的母亲打理生意，运送肉末、香肠和肉馅饼。最终，哥哥接手了店铺，休伯特则离开家加入了伦敦警察厅。
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无疑是警队欢迎的新鲜血液。他被派往东区的莱蒙街，由于身高出众，街坊邻里称他为“高个子警察”。战争爆发时，他驻扎在萨里郡的里士满。
剪贴簿的开篇是一张1940年5月28日的剪报。“鉴于当前局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警方随时可能接到调用命令，这将使我们竭尽全力，”上面写道。
“因此，我呼吁所有警员暂时放下个人渴望加入作战部队的意愿，继续在伦敦警察厅为国家服务，因为这里需要每一个人。区区几百名警官对作战部队的增援价值有限，而他们目前已有足够兵源。”
下一页剪报是皇家海军“勇敢号”的照片，它于1939年9月17日被鱼雷击中，随船长及515名船员一同沉没。据休伯特记载，“亚瑟叔叔”是幸存者之一。
闪电战开始后，当地警察被召集执行灯火管制规定，在轰炸时疏散人群，检查未爆弹，守卫受损房屋，防止抢劫，协助空袭预防队从废墟中救人，帮助转移伤员，以及回收和辨认遗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些街道他们了如指掌，这些房屋他们曾进出其中，无疑他们认得出遇难者的面容，能在遗体送往停尸房前确认身份。
休伯特就在那里，在混乱中坚定地恢复秩序，然后回到特威克纳姆橄榄球场附近的家中。空袭警报响起时，一家人会疏散到更衣室。有一天，他带我两岁的母亲去看一架被地面机枪手击落的德国容克斯战斗轰炸机——对蹒跚学步的孩子来说，这真是理想的出游！
他选择的片段并置在一起，展现了生活如何继续——直到它无法继续。泰晤士河封冻了八英里，一位家族成员庆祝他的第二次银婚——然后是1943年11月的一个黑夜，普特尼的一个舞厅和奶品店被炸弹击中。
“我巡查了普特尼大街，”休伯特记录道。“尸体还在人行道上。算是幸运的一击。”他接着写道：“对柏林空袭的微弱回应。”
随后是一张被德国伞降地雷炸毁的房屋照片，以及1940年5月2日《每日镜报》的剪报：“我在克利福德大道从未爆地雷上割下丝绸伞绳，那时我们还没意识到危险——然后疏散了该区域。”
当第一枚V2火箭落在奇斯威克的斯塔夫利路时，他评论道：“就在奇斯威克桥过去一点。我去了现场。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称那是煤气总管爆炸。”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当局不想在战争后期引发恐慌。
后来，他描述了看到一枚V2火箭在极高空中爆炸——“当时没有警报。在切尔西足球比赛时，一枚在旺兹沃思桥附近爆炸——威力十足！”最后，是一张仅三英寸乘一英寸的剪报：“午夜过一分——德国人与三个盟国昨日在柏林签署了最终投降书。欧洲的敌对行动于今晨12点01分正式结束。”休伯特唯一的评论是：“纳粹投降了。”
和平终于到来。然而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休伯特。作为一名在职警官，对于他在处理善后工作中必然遭受的心理创伤，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只要你能上班，就被认为适合服役，而他当然会每天毫无怨言地起床履行职责。与东区相比，这些悲剧规模较小，但却更为切身——并且不断累积。
他从未提及战争期间的经历，除了一次，他说：“是那些孩子们……”但创伤一直伴随着他，战后他抑郁多年，最终精神崩溃。他在莫兹利医院接受了电休克治疗，幸运的是，这让他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剪贴簿后续的剪报展示了他网球场上和斯诺克球台前的运动才华——他赢得了1954年和1955年里士满警察斯诺克让分赛冠军，但在1956年失利——“太想赢三联冠了！”
接近末尾处是当地报纸上他退休的通知。“在里士满，他一直是当地警队中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尤其深受老太太们的熟知和喜爱，他总是特意去帮助她们。”
这个普通人的肖像，他在战争中的角色以及战争对他的影响，成了我新小说《邀请》的起点。当然，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本书已远离原始故事：它讲述的是萨默塞特郡乡间别墅里的一家人如何面对战争结束，以及他们在失去心爱的儿子、兄弟和恋人后，如何重新安顿于“正常”生活。但生活怎能真正回归“正常”？
写作时，我想起新冠疫情结束时的情景，产生了共鸣。距离政府最终解除限制正好四年了。当然，人们如释重负，但我们再也无法变回从前的自己。我们经历了疾病、丧亲之痛、混乱、失业、经济困难和隔离，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却被期望能迅速恢复。
我对这段艰难调整期的记忆——坦白说，我们中的一些人仍在调整——帮助我构思了如何反映二战五年动荡、不确定和恐惧之后，人们情感上如何应对余波。
这本书献给我的祖父，一个只是履行职责的普通警察。他是个了不起的祖父，充满调皮和冒险精神，无畏无惧，总是带我们卷入各种小麻烦。当他送我到机场，飞回我父亲驻扎的美国时，他会假装是我的保镖，护送我到队伍最前面，在外套下对着假对讲机喃喃自语。无所畏惧。
他于1997年去世，享年93岁。安息吧，维克多·休伯特·斯塔拉布拉斯。
维罗妮卡·亨利的《邀请》（猎户座出版社，16.99英镑）将于2月12日星期四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