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移民政策日益成为政治角力场的今天，关于“撤销国籍”的讨论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当某些政治力量试图将国籍转化为意识形态审查工具时，我们更需要清醒认识法律为公民身份划定的保护红线。近一个世纪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判决，筑起了防止国籍被随意剥夺的司法长城——公民权不是政府可以随意收回的“临时许可证”，更不应沦为政治报复的武器。本文通过梳理百年司法演进史揭示：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化，法律为公民身份提供的核心保护，始终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石。
当特朗普政府释放出扩大撤销国籍使用范围的信号——伴随着“终止数百万拜登非法准入”的承诺和推动“逆向移民”的宣言——最高法院长期建立的判例为政府撤销公民身份设置了严格限制。
这些历经近一个世纪形成的限制，反映了一贯的司法观点：撤销国籍是一种仅限于经证实的欺诈案件的狭隘工具，而非政治惩罚或广泛移民执法的机制。
《新闻周刊》于周一非工作时间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公民身份与撤销国籍问题学者及宪法专家寻求评论。
随着特朗普政府考虑扩大撤销国籍的理由——包括提议剥夺那些“破坏国内安宁”或被认定为“与西方文明不相容”者的公民身份——最高法院对撤销国籍长期确立的限制，为政府实际能做的事情划出了清晰界线。
近一个世纪以来，最高法院始终坚持，仅在罕见的经证实欺诈案件中方可撤销公民身份，并反复警告不得将撤销国籍变为政治报复工具。
如今，数以百万计的归化美国公民正关注着针对移民的新执法行动和言论，最高法院设立的法律限制及其设立原因，已成为理解任何政府权力边界的关键。
政府近期的言论包括提议剥夺“破坏国内安宁”者以及被认为“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外国出生美国人的公民身份。
政府推动此举之际，正值其更广泛地加强移民执法、并以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和国家安全关切的方式重塑移民体系，使得撤销国籍成为其认为在政治和战略上有用的工具。
移民律师马里亚姆·马苏米指出，此类依据在法律上毫无立足之地，她强调撤销国籍“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仅当公民身份是“通过欺诈或隐瞒重要事实”获得时才可追究。
她警告说，超越这些限制扩大撤销国籍范围，可能与第一修正案直接冲突。
最高法院关于撤销国籍的现代法理学始于二战和冷战初期，当时成千上万的归化美国公民因政治立场或被认为忠诚度不足等原因成为目标。
据历史记载，1907年至1967年间，超过22,000人基于此类理由失去了公民身份。
但从1940年代开始，最高法院开始约束这些做法。
在施奈德曼诉美国案（1943年）中，该案针对因共产党关系试图撤销一位劳工领袖国籍的行为提出挑战，最高法院裁定“事实和法律应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作有利于公民的解释”。
法院进一步指出，政府“必须承担沉重举证责任……以‘清晰、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公民）缺乏依附”。
这一推理反映了最高法院更广泛的结论：公民身份一旦授予，不得轻易剥夺。
最高法院逐步建立了一个严格框架以限制政府撤销国籍的能力，在鲍姆加特纳诉美国案（1944年）中强调“不应以不足以判定轻微罪行的证据来撤销国籍”，且此类案件“需要最严格的审查”。
不久后，最高法院在克瑙尔诉美国案（1946年）中强调了公民身份的价值，宣告“公民身份是无价之宝……没有最明确的理由，我们不允许它被剥夺”。
十余年后，最高法院在特罗普诉杜勒斯案（1958年）中明确表示“公民身份不是一张因行为不端而过期的许可证”，强化了公民身份不能作为惩罚工具的理念。
这一原则在阿弗罗伊姆诉拉什克案（1967年）中得到巩固，最高法院裁定第十四修正案“旨在并确实保护本国每一位公民免受国会强制剥夺其公民身份”，政府不能在没有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剥夺归化美国公民的国籍，除非该国籍是“非法获取的”。
最近，最高法院在马斯连贾克诉美国案（2017年）中一致重申了这些保护，坚持“政府必须证明被告的非法行为在其获得公民身份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并警告称“不相信国会意图授予检察官对归化公民近乎无限的权力”。
《宪法注解》总结了这一原则：如果个人“通过虚假证据或类似手段欺骗了法院”，则无权保留公民身份，但仅当“严格遵守国会规定的所有先决条件”且这些要求被违反时，方可撤销国籍。否则，归化仍然有效。
因此近几十年来，撤销国籍案件依然罕见。
根据布伦南司法中心的研究，1990年至2017年间，司法部平均每年提起11起案件，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期间因技术工具使欺诈检测得以重启而略有上升。
正如卡桑德拉·伯克·罗伯逊和伊里娜·D·曼塔在其学术文章《（非）文明撤销国籍》（2019年）中所解释：“撤销国籍不再如此罕见。过去五年的政策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归化公民的安全感。撤销国籍案件数量正在增长，如果当前趋势持续，将继续急剧增加。这一增长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该政府利用改进的数字工具识别多年前的潜在归化欺诈案件。”
即便如此，最高法院继续拒绝扩张性理论。
2017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政府必须证明非法行为（如虚假陈述）与实际获得公民身份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检察官不能仅仅“细查文书工作”以找出技术性疏漏。
如今，当政府暂停对阿富汗国民的庇护决定，并示意更广泛地重新审查绿卡和移民福利时，最高法院的先例依然清晰：撤销国籍仅在明确定义的情况下被允许，政治观点、归化后的行为或宽泛的性格评估不在此列。
任何试图将撤销国籍用作政策工具而非法律工具的行为，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宪法阻力。
卡桑德拉·伯克·罗伯逊和伊里娜·D·曼塔在学术文章《（非）文明撤销国籍》（2019年）中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将撤销国籍推向新高度，作为其整体移民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布伦南司法中心警告，重新呼吁撤销国籍“令人回想起一段黑暗历史”，并提醒将撤销公民身份作为“政治武器”会与最高法院长期确立的原则相抵触。
政府扩大撤销国籍范围的推动可能迅速引发法律挑战，联邦法院将依据长期确立的最高法院先例，该先例将撤销国籍限制在经证实的欺诈案件内。
尽管政府可以增加档案审查和调查，但任何基于意识形态或宽泛安全主张剥夺公民身份的尝试都将面临重大的司法阻力，从而在政治言论和法律现实之间制造鸿沟。
随着挑战展开，归化美国公民可能经历更严格的审查和不确定性，如果下级法院在如何解释限制条件上产生分歧，这一问题最终可能重回最高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