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7月下旬，大巴窑1巷的一间组屋发生火灾，造成两人死亡。
邻居们报告称，其中一名受害者有囤积癖，经常收集玩偶、家具和鞋子等废弃物品，并将它们堆放在走廊上。
这并非孤立事件。今年1月，后港一间组屋因屋内物品过多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火灾造成三人丧生。2021年至2024年间，新加坡共发生23起与囤积癖相关的火灾。
在生命受到威胁和公共安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网民对大巴窑1巷火灾的批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有人呼吁对囤积行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例如强制清理和罚款。
但这些反应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囤积癖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一种精神疾病。这种情况下只有受害者。
这些事件凸显了未经治疗的囤积障碍在现实中的后果，以及缺乏心理健康支持的干预措施的局限性。
一种心理健康疾病
囤积障碍的特征是由于感知到物品的情感意义或担心未来需要，患者持续难以丢弃物品，无论其实际价值如何。这导致物品堆积，影响生活空间的使用，并对卫生和安全构成风险。
囤积与收藏不同。虽然有些人可能出于物质欲望或习惯而积累物品，但囤积障碍通常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心理脆弱性，包括过去的创伤、抑郁、社交孤立或认知能力下降。
羞耻感很常见，许多患者会极力隐藏自己的状况，往往拖延寻求帮助，直到外部干预不可避免。
国际研究估计，囤积障碍的患病率占人口的2%至6%，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为普遍。然而，人们的认知仍然不足，误解依然存在。囤积者常被描绘为不顾他人或挑衅的人，而不是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的人。
强制清理可能适得其反
在新加坡，当局有权在公共环境受到影响时执行清理命令。当生命受到威胁时，这些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它们并不能治疗潜在的疾病。
强制清理对囤积障碍患者来说是创伤性的。物品，即使客观上毫无价值，通常也是心理上的支柱。突然移除这些物品可能引发强烈的焦虑、悲伤或愤怒。
在我从事社区精神病学的工作中，我亲眼目睹了强制清理如何适得其反。一位患者的家人在她住院期间清空了她的公寓。她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与他们断绝了所有联系，并在出院后很快恢复了囤积行为。
干预解决了杂物问题，但没有解决疾病。如果没有同步治疗，囤积障碍患者很可能会重新开始囤积。
标准的治疗方法包括针对囤积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CBT），通常辅以药物治疗。治疗的重点是建立信任和洞察力，逐渐减少对丢弃物品的焦虑，并培养新的习惯。
但这需要时间。成功的治疗通常需要多年的持续支持。
关于责任的问题
囤积障碍患者通常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认知障碍、抑郁或与年龄相关的衰退可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行为改变开始之前，必须建立信任，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当治疗停滞不前、挫折累积时，家人和临床医生都会感到越来越无助。这种无助感常常转化为指责，指向那些已经遭受最多痛苦的人。
囤积问题也与法律领域相关。当囤积行为导致火灾或公共滋扰时，关于责任的问题就会出现。法院可能需要评估个人是否有能力理解其行为或不作为所带来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精神疾病可能作为减轻处罚的因素，但不一定是借口。
国际上的最佳实践表明，法律干预与心理健康要求相结合时最为有效。例如，要求清理的法院命令如果还要求进行精神评估、结构化治疗或个案管理，可能会更可持续。目标不仅仅是合规，还包括康复。
新加坡的“全社会”方法
认识到囤积问题的复杂性，新加坡通过新环境行动小组（NEAT）采取了更综合的策略。NEAT由国家环境局、新加坡民防部队、综合护理机构和社区团体等机构组成，协调各方努力，以可持续和人道的方式管理严重的囤积案例。
正如时任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所指出的，解决囤积问题必须超越“清理和翻新房屋”，包括行为改变和长期支持。
这就是新加坡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社区外展团队（CREST）负责早期识别和公众教育。社区干预团队（COMIT）提供离家更近的咨询和精神科服务。
这些服务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护理体系，可以在囤积者的整个康复过程中提供支持。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局限性。即使有多个接触点，也无法将帮助强加给不愿意或无法参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法院命令或在极端情况下驱逐在内的强制执行可能仍然是必要的。尽管如此，这应该是最后的手段，而不是默认策略。
呼吁同情与协调
这些悲惨的组屋火灾不应被视为囤积者无可救药或不应同情的证据。相反，它们应该促使我们加强执法与心理健康护理之间的联系，改进早期发现，并教育公众了解囤积障碍。
邻居和家人可以通过向社会服务机构发出早期预警信号，而不是羞辱囤积障碍患者，发挥关键作用。必须赋予社会机构资源，使其能够长期参与复杂案例的处理。
囤积者不仅仅是“邋遢的人”。他们往往是患有未经治疗且鲜为人知的疾病的弱势个体。如果我们想防止未来的悲剧，我们不仅要以坚定态度回应，还要以同理心、协调性，最重要的是，以持久性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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