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公共治理的天平上，问责与信任是维系社会公正的两大基石。然而，当执法机构的高层因失职陷入争议，手握罢免大权的监督者却选择“程序至上”的沉默，公众的期待便化为愤怒的浪潮。本文揭露的西米德兰兹郡警察与犯罪专员西蒙·福斯特的案例，正是这一困境的缩影——面对警方以虚假情报禁止以色列球迷入场、被指迎合极端主义的丑闻，他未能果断追究警察局长的责任，反而以“荣誉”“程序”为盾牌，任由公信力在拖延中崩塌。当监督者怯于挥动问责之剑，不仅纵容了错误蔓延，更在反犹太主义暗涌的当下，向少数群体传递出危险的漠视信号。以下是全文编译，愿每一次权力的失语，都能唤起更多对责任与勇气的追问。
西蒙·福斯特为何还能稳坐年薪10.19万英镑（由纳税人支付）的职位？作为西米德兰兹郡的警察与犯罪专员（PCC），他是唯一有权罢免该郡身败名裂的警察局长克雷格·吉尔福德的人。这份工作的本质本是代表公众监督警方，追究地方警察队伍的责任。然而，他却畏首畏尾地纠结于“程序”，毫无作为。
他放任吉尔福德按自己的时间表辞职——而非因其在维拉公园球场基于虚假证据、可悲地禁止以色列球迷入场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蒙受被革职的耻辱。多亏福斯特，这位前局长如今可以悄然遁入舒适的退休生活——年薪22万英镑，全额养老金，或许还能悠闲地打打高尔夫。而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已被侵蚀到崩溃的边缘。
令人震惊的是，福斯特甚至这样评价那位蒙羞的警官：他“行事光荣，且符合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的最大利益”。
光荣？最大利益？这真的是描述一位警察局长的恰当方式吗？——他去年11月监督了一份严重夸大情报的报告，用以正当化禁止以色列特拉维夫马卡比足球队（即犹太人）球迷进入维拉公园球场的决定。又或者，这适合用来描述一个显然屈服于强硬派极端分子压力的人？其行为导致内政大臣沙巴娜·马哈茂德公开宣布对他失去信心？
警方监督机构对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情报收集工作的初步审查发现，“证实性偏见”影响了禁止特拉维夫马卡比队支持者在伯明翰参赛的决定，福斯特怎能认为此人行事光荣？
难道他没有阅读英王首席警察督察官安迪·库克爵士那份严厉的审查报告吗？报告指出，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提交给伯明翰安全咨询小组的报告中含有若干“不实之处”。
福斯特难道也不知道，甚至在这份爆炸性文件发布之前，当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被揭露依赖人工智能的“幻觉”来为禁令辩护时，吉尔福德就已被迫向国会议员道歉？
然而，尽管存在如此有害的叙述，或者如凯米·巴德诺克所言，吉尔福德的队伍“向伊斯兰主义者投降”的事实，福斯特却仍犹豫不决，不愿挥起罢免之斧。
值得指出的是，西蒙·福斯特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收入最高的PCC。将如此巨额的公共资金花费在一个完全缺乏其职位所需钢铁魄力的人身上，实在令人咋舌。
当对警察领导层的信心崩塌时，PCC本应为公共利益果断行动。福斯特没有这样做——这一失职应该让他丢掉工作。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吉尔福德已经走了，现在追究也无济于事。但这关系重大。西蒙·福斯特空谈“正当程序”而非迅速行动，尽管PCC并没有被强制要求等待法院判决。
由于未能抛弃克雷格·吉尔福德，他任由声誉损害不断累积，侵蚀组织诚信，不仅破坏了警察的公信力，也削弱了PCC角色本身的可信度。
因为，如果PCC在需要时拒绝行使重要权力，权威便会消散，这个职位就不过是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华丽摆设。看起来不错，花费不少，却毫无实际作用。
还有一个更黑暗的后果。福斯特拒绝解雇吉尔福德——从而避免了因粗暴对待以色列足球球迷而受到谴责——这助长了反犹太主义的势头。
它传递出一个信号：警方高层可以不受惩罚地行事（直到他们选择辞职），而犹太社区的关切可以被忽视。换言之：犹太人的生命和关切无关紧要。在反犹太主义急剧升级的时期，本应保护犹太社区的机构反而增加了其脆弱性。
选民选举福斯特，不是让他来当一个工厂车间里规避风险的人力资源经理。他被赋予PCC的职责，是为了执行问责并保障公众信任。在他职业生涯中最具考验的情况下，他失败了。这使他不再适合担任此职。他给了克雷格·吉尔福德选择自己退场的奢侈。绝不应允许西蒙·福斯特享有同样的待遇。
